陵墓制度是伴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而确立的。它是封建统治者作为推崇皇权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威严，往往不惜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营建陵墓，把他们生前纸醉金迷的生活带入死后的“另一个世界”。维护先祖陵墓的神圣地位往往作为继任帝位者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封建统治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危害皇陵安全的原因，基本上可分为自然和人为的两大部分。在封建政权比较巩固的时期，自然的危害相对多一些，而人为的原因要少一些；而在政权不很稳固，尤其是战乱时期，人为的危害因素就更大一些。

唐代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大发展时期。唐代对皇陵的管理与维护，差不多是与其陵墓制度的确立相同时的。由于陵寝规模的迅速扩大，对陵墓的维护也就远较前代任重。在初、盛唐时期，由于国力强盛，皇陵除设专人管理、供奉外，公卿每年还要定期巡陵，甚至几位皇帝还先后亲自祭陵。但到唐朝后期，由于政权不稳，内忧外患，巡陵制度流于形式，陵墓管理大不如前。

史料中有关唐代对皇陵进行维护的记载，虽不是很多，但从初唐至晚唐不绝于书。昭陵的下宫原在山上，后被野火烧毁，重建于山下的瑶台寺旁，这在好多书上都有提及。其他各陵的一些情况如下：

开元四年(716年)十二月乙卯，定陵寝殿火。”

“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十一月戊寅，盗焚献陵寝宫、永巷。”

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甲申，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杖。”

“大和八年(834年)秋七月辛酉，定陵台大雨，震东廊，廊下地裂一百三十尺，诏宗正卿李仍叔启告修塞。”

“开成四年(839年)十二月乙卯，乾陵寝宫火。”

大中五年(851年)十二月，“盗斫景陵神门戟，京兆尹韦博罚两月俸，贬宗正卿李文举睦州刺史，陵令吴阅岳州司马，奉先令裴让隋州司马。”

天复二年(902年)“二月乙亥，盗发简陵。”

天祐二年(905年)“正月丁丑，盗焚乾陵下宫。”

可见，唐代前期各皇陵还算安稳，自安史之乱以后问题逐渐增多，除自然因素破坏外，人为的因素破坏也有逐年增多之势，这与唐朝中央集权制的逐步削弱、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

因各陵的建筑规模、重要程度(相对而言)不同，因此对各陵的维护与修缮的程度也有不同。如太宗昭陵，从贞观十年(636年)首葬文德皇后时开始营建，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葬太宗李世民后宣告建成，营建时间长达13年之久，其间不仅要进行新的建设，还要对旧的建筑进行维护。

而乾陵的情况与昭陵相似。文明元年(684年)高宗李治先葬于此，神龙二年(706年)，即23年后合葬武则天时，当时朝廷里对是否合葬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合葬是“以卑动尊”云云。这说明那时乾陵的修建业已完成，但为了葬武则天，又不得不重新打开乾陵墓道，同时对陵园有过扩修。无字碑和许多其他大型石雕可能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但昭陵和乾陵毕竟是特例。唐代对皇陵进行较大规模的一次维护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因昭陵下宫被野火焚毁，德宗招集众大臣来议论，是在原址重修还是迁移山下，最后决定将昭陵下宫迁移到山下的瑶台寺旁重修。“于是遣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充修八陵(注：即献、昭、乾、定、桥、泰、建、元八陵)使。及所司计料，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不复创造，但修葺而已。所缘寝陵中帷幄床褥一事以上，并令制置。”此后以至唐亡，再不见唐代维护皇陵的记载。并不是后来的皇帝不想维护祖陵，只是国力衰竭，身家性命都难保，怎么会有精力维护祖陵呢!

唐朝中期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唐末发展成了藩镇混战，梁、唐、晋、汉、周，五胡十六国，换朝代如走马灯。就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唐十八陵遭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浩劫。温韬为五代时的一员藩将，已而降梁，已而归唐，见风使舵。最可恨的是他盗发唐陵，“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按说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作为前代的唐皇陵是不会有人管的。但后唐既然以唐人的后代自居，自然就得担负起保护唐陵的责任，不管是真是假，起码在人前得做做样子。但其国力实在是有限，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6年)正月，“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唐末二帝死不得其所，后唐庄宗有心重葬，竟因财力不足而作罢。

同光三年六月，后唐国力似有好转，庄宗下诏说：“关内诸陵，顷因丧乱，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旧例荐飨。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以备洒扫。其寿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户。戊子，以刑部尚书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园陵礼仪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为京兆少尹，充修奉诸陵使。”

后唐立国仅十余年，其间倾力对唐皇陵进行维护，实属不易。

金代对唐陵的维护未见史书记载，仅见于乾陵的无字碑上。时乾陵所在地乾州属金辖地，皇弟都统经略郎君，偶尔狩猎来到乾陵，见陵园破败不堪，便于公元1134年(金天会十二年)进行了修复，并刻文记于乾陵无字碑上。其文为：“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向臣疆场，无事猎于梁山之阳。至乾陵，殿庑颓然，一无所睹。爰命有司，鸠工修饰。今复谒陵下，绘像一新，回廊四起，不胜欣怿……”。金代是否对其他的唐陵进行过维修，我们不得而知。

宋金以后各代对唐十八陵的维护，史书记载不多。明初洪武九年(1376年)曾派国子生周渭30人，分视帝王陵寝，规定百步内禁止放牧砍柴，未搞什么大的维护项目。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毕沅任职陕西之后，对关中陵墓的保护和管理，措施得力，成绩最为显著。

毕沅，字纕蘅，一字弇山，号秋帆，外号灵岩山人，雍正八年(1730年)生于江苏镇洋(今太仓)，嘉庆二年(1797年)卒于湖南。毕沅是清乾隆时期的一位重臣，同时又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他23岁中举人，授内阁中书；30岁科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再迁左庶子；40岁任陕西按察史，遂迁布政使；半年之后任陕西巡抚；56岁任湖广总督至终。

毕沅抚陕十多年，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颇有作为。而最值得我们怀念、研究和敬仰的，是他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致力保护文物古迹的业绩和精神。毕沅在陕任职后，常常利用政务之暇，或因公所经，都亲赴陵园墓地咨访察看，一经发现问题，就命令所在县官采取措施，妥加保护。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他看到昭陵墓道失修，樵牧上下，保护不善，当即令礼泉县知县张心镜，修筑围墙三十余丈，建立碑亭十余所，并亲自立石、书名，公告全县，勿损昭陵。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他再次命新任知县蒋其昌，对昭陵“复加修筑，并立碑记事，又东西立石，书陪葬诸臣名位，以垂久远。”还亲自撰文，建立“大清保护昭陵之碑”。他在碑文中，用很大篇幅宣扬了唐太宗李世民之俭、仁、大、智、灵的崇高形象，意在强调保护昭陵。

毕沅亲临陵寝墓地，考证辨识，立碑书名，建置标志。关中陵墓众多，其陵墓之主人及地理位置、大小范围等，前人的志史书中未详，而毕沅能亲临实地加以辨识判明，有功于后世。包括唐十八陵在内的陕西历代帝王陵前，都有毕沅树立的碑石，教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一位皇帝的坟墓，颇为方便。在当时，巡抚亲自书立碑石，昭之于众，实在为保护陵墓之法令。

毕沅对陵寝的保护管理，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可谓措施得力。毕沅在对许多陵墓进行实地勘查之后，认为大多数陵墓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善，“大抵为陵户侵渔所致”于是，他召集省部开会计议，决定“令各守土者，即其邱陇茔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筑券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实，春秋享祀，互相稽核，庶古迹不就湮芜”防止了这些古墓再次被盗。

唐代以降，各代对唐十八陵时有维护，但多因国力衰微，积贫积弱，或战乱不已，分裂割据，仅能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修修补补。其间虽有一些有识之士，多方奔走，尽心尽力。但仅靠个人之力，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直止新中国建立以前，横亘于关中大地的唐十八陵多是“于今陵殿久无主，败瓦颓垣窜狐鼠”的状况。对唐十八陵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维修，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政府在建国之初，就发布保护文物法令政策，建立保护机构，开展文物调查和发掘，全面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

在唐十八陵分布区，昔日恢弘的地面建筑早已倾圮，所能看到的只有那些高大的墓冢和分布在陵园内的石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不可能拿出很多经费用于唐陵的维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丝毫也没有放松对唐陵的保护。首先是确定各陵的保护范围，查清各陵现存的石刻数量。1950年11月，将昭陵未被盗走的四骏从陕西省图书馆转移到西北历史文物馆(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妥善保管。1959年，将礼泉县烟霞洞小学和卫生院存放的唐代石狮2尊(有可能是昭陵石狮)移交到西北文物陈列馆收藏。

1956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6处，唐十八陵均列其中。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昭陵和乾陵也在其中。1988年、2001年，桥陵又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十八陵分布在陕西关中渭河以北的6个县境内，东西绵延150公里，气势恢弘。由于分布地域广阔，客观上给文物保护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在充分发挥当地群众保护文物积极性的同时，陕西省文物主管部门还在现存文物比较多的几个陵区成立了文物管理所。1960年8月开始，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发掘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1961年发掘结束后，就地成立了“乾陵文物保管所”，专门负责乾陵文物的保护与管理。1978年8月更名为“乾陵博物馆”，成为一个既管理保护、又对外开放的机构。

昭陵是唐十八陵中陪葬墓最多的一个。1972年，成立“昭陵文物管理所”，所址设在陵园中心的李勣墓园。1978年在文管所的基础上建立了“昭陵博物馆”。昭陵文管部门单独或与其他文物单位联合，已发掘或清理昭陵陵区的陪葬墓数十座，获得了大量的珍贵文物，现陈列在昭陵博物馆内。博物馆内的“昭陵碑林”更具特色，它是将昭陵一些陪葬墓前长期在露天野外，蒙受风雨剥蚀的碑石和陪葬墓出土的墓志收集在一起，不少是历代著录的名在碑，使昭陵碑林成为初唐书法的荟萃之所。

1980年成立了桥陵文管所，对陵区地面石刻进行了修复、加固，竖立了标志，修复了墓碑。1985年春又开始整修道路，大量植树。最近几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对桥陵的几座陪葬墓进行了发掘。

其他各陵中，现存石刻比较多的建陵、泰陵、崇陵等，也都设立了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未设管理机构的，也都有专人负责，定期巡查。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唐十八陵文物才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唐朝灭亡以后，唐代帝陵的地位一落千丈。陵署解散了，守军逃亡了，原来的陵户也不复存在。在五代、宋元、明清时期，虽然有些帝王采取过保护唐陵的措施，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唐陵都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不断遭受着自然的破坏和人为的破坏。

五代时期，长安失去了全国首都的地位，下降为一般的地方都会。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关中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使关中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也给关中唐陵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在五代战乱的过程中，关中唐陵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大部分陵墓都被华原(今陕西耀县)贼帅温韬盗掘。

《资治通鉴》卷267载：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冬十月，“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旧五代史》卷73《温韬传》载：温韬为耀州节度，“唐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三月以工部郎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前往关中进行考察。同光三年(925)六月，后唐庄宗下敕说：“关内诸陵，顷因丧乱，类遭穿发，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例荐享，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户，放杂差役，以备洒扫。其寿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差陵户，仍授尚书工部郎中李途京兆少尹、完修奉诸陵使。”后唐明宗时，诛杀了温韬。明宗在《诛温韬等诏》中说：“德州流人温韬，生为黔首，起自绿林，依凭中夏干戈，劫盗本朝陵寝。”后唐末帝李从珂《修奉列圣陵寝诏》也说：“列圣陵寝，多在关西，中兴已来，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凤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诸县，其陵有所阙漏，本处量差人工修奉，仍人给日食，祭告下太常宗正寺参详奏闻。”这些事实都说明：温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干起了盗掘唐陵的勾当，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便将大部分唐陵盗掘。其贪欲之大，手段之高，行为之猖獗，在古今中外的盗墓贼中是罕见的。

后唐的统治者虽然对唐陵比较关注，诛杀了温韬，并颁发了《修奉列圣陵寝诏》，但由于后唐的势力有限，实际上并没有能够真正实施，因而没有起到多少保护唐陵的作用。不过唐陵被盗的事件对当时的统治者有很大的震动。后周太祖郭威曾多次对晋王柴荣说：“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速营葬，勿久留宫中。圹中无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修下宫，勿置守陵宫人，勿作石羊虎人马，惟刻石至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汝或违吾，吾不福汝。”郭威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柴荣讲这件事，主要是怕自己的坟墓将来也被人盗掘。他分析唐陵被盗的原因是“多藏金宝”的缘故，所以要求柴荣对他进行薄葬。

  

宋元时期，关中地区恢复的速度很慢，极目四望，依然是一片残破的景象。《宋史》卷277《张鉴传》、卷320《余靖传》载，宋时西北用兵，关中之民“畜产荡尽”，“十室九空”。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道：“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向来百二秦之形，祗今百二秦之名。……河东游子泪如雨，眼花落日迷秦城。长安道，无人行，长安城中若为情。”不过，宋初的统治者对前代帝王陵墓还是比较重视的。在保护历代帝王陵墓的过程中，也对唐代帝陵进行了保护。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诏先代帝王陵寝，令所属州县遣近户守视，其陵墓有堕毁者亦加修葺。乾德四年(966)，宋太祖赵匡胤下诏：给唐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各置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唐玄宗、肃宗、宪宗、宣宗各给守陵二户，三年一祭。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诸陵常禁樵采者著于令。不久又令地方官员对历代帝王陵墓进行考察。开宝三年(970)九月六日，河南府、京兆、凤翔府、耀州上言：唐高祖、太宗、中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二十八陵曾经开发。宋太祖下诏：“每帝制造礼衣一幅，帝服一袭，具棺椁重葬。……当用金宝，以假者代之”。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诏：“先代帝王陵寝曾经开发者已令重葬，所役丁夫恐妨农务，宜以厢军一千人代之。”三月，又诏：先代帝王陵寝修创庙宇，唐高祖置守陵庙七户。唐太宗、肃宗、明皇、宪宗、宣宗五户，岁添植林木。由此可见，宋太祖在保护唐陵方面是很有功绩的。不仅下诏对被盗唐陵进行了重葬，填补了盗洞，为献、昭、泰、建、景、贞等陵设置了陵户，在献、昭、景诸陵修建了庙宇，而且禁止在关中唐陵中樵采，并对关中唐陵进行了绿化。

从宋代所撰写的几通修庙碑文来看，宋太祖的诏书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北宋初年对唐陵的保护是很有成效的，的确曾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唐陵自五代以来的残破局面。如开宝六年(973)七月《大宋新修唐高祖神尧皇帝庙碑铭并序》称：“矧自唐祚将季，秦甸挻祓，一抔曾盗于汉陵，三月几焚于骊岫。我皇恩延历代，泽漏重泉，惜魏帝之铜台空存旧址，嗟茂陵之玉碗□出人间，乃命授以规模，修其圯陊，仍颁宠诏，就建灵祠。”宋开宝六年五月十二日赵孚《新修唐宪宗庙碑铭并序》：“自唐抵宋，绵革五朝，梁则干戈日寻，晋则猃狁孔炽，汉因屠戮而覆，周乃功烈未伸”，“宪宗陵在同州蒲城县，庙貌圯毁，基址芜没”。至宋始修新庙，“其成也，广殿回廊，岳立翼张，瑶阶列侍，宝座当阳。巍巍塑衮冕之容，烈烈绘旌旗之状，于是神有依而人有奉矣。厨库咸敞，牺币毕臻，笾豆有常，笙镛在列，斯则时饷丰而礼文备矣。”

北宋中期，对历代帝陵也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十四日，河南府言盗发汉睿陵。即下诏：京东、京西、河东、陕西、准南、江南、两浙、荆湖南北中路有历代帝王陵寝之处，依景德元年(1004)敕禁止樵采，不得侵耕发掘，违者收捕严断。但为时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洪迈《容斋四笔》载：“有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剪伐无遗。御史中丞邓润甫言：‘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使其所得不赀，犹为不可，况至为浅鲜哉!愿绌创意之人而一切如故’。于是未耕之地仅得免。”

到北宋末年，关中多故，战乱频繁，唐陵殿宇凋残，石刻也遭到严重破坏。元祐年间(1086—1093)，游师雄担任陕西转运使时，看到关中唐陵石刻残遭破坏，十分痛心，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他在礼泉县主持重建了唐太宗庙，并且树立了《昭陵图碑》和《昭陵六骏碑》。此外，还重绘了乾陵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据《长安志图》记载，《昭陵图碑》划出了昭陵的陵园范围和地面建筑，反映了唐代的陵墓制度。昭陵六骏原来立在昭陵北阙，“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之状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门外太宗庙庭，高卑丰约，洪纤尺寸，毫毛不差，以便往来观者。又别为绘图刻石(即《昭陵六骏碑》)于庑下，以广其传焉。”关于重绘乾陵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一事，《长安志图》也有记载：乾陵“狄仁杰以下六十人画像姓名今皆不存，其见于奉天县丞赵楷绘像记者才二十九人焉。楷之记文多不尽载，撮其大指，略曰：唐之诸帝功烈如太宗、明皇者可谓盛矣，宜其立垅完固及于无穷。今兵火之余，荒墟坏皿，瓦砾仅存，理亦宜也。独高宗武后之陵，崇丘磅礴，上诣青冥，双阙耸峙，丹青犹在。是岂造物者有以扶护而致然耶?抑亦穷匮国力，深规厚图，使人未易窥也?转运游公一日按部过乾陵，慨然兴叹，乃录高宗天后时朝臣六十人重图于陵所。”

明朝统一全国后，对历代帝王陵墓比较重视。一方面定期派人前往各地，祭祀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另一方面，指派专人看守陵墓。《续文献通考》载：明初朱元璋阅读《宋史》，见宋太祖诏修历代帝王陵寝，叹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编修蔡元、侍仪舍人李震亨、陈敏、虞谦等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诣所在审视，若有庙祀，并具图以闻。《历代山陵考》卷上载：“洪武三年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庙，令具图以进。四年，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始罢天下府州县祀三皇。又令历代帝王但在中原安养人民者俱春秋祭祀。虽贤而在偏方与中原而昏愚者俱不祭，亦不禁樵采。九年，遣官行祀历代帝王，凡三十六陵，令百步内禁樵采，设陵户二人看守，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时封培，每三年以降旨致祭。”“天顺八年令各处帝王陵寝被人毁发者所在有司即时修理如旧，仍令附近人民一丁看护，免其差役。”

明代规定祭祀的唐代帝王有四位：唐高祖，陕西三原县祭；唐太宗，陕西礼泉县祭；唐宪宗，陕西蒲城县祭；唐宣宗，陕西泾阳县祭。除县祭外，对一些重要的陵寝还曾遣使祭祀。如洪武三年(1370)遣使祭太宗昭陵，御制祝文，遣之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物。其后洪武四年(1371)、二十五年(1392)、洪熙元年(1425)、宣德元年(1426)、正统元年(1436)，皆曾祭祀。

明代中期以后，唐代帝陵进一步遭到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如乾陵在宋代保存尚好，金代又经过修葺，但到明武宗统治时期，就已经相当残破了。正德四年(1509)重阳节，宋廷佐等数人游乾陵，深有感触，在《游乾陵记》中记述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他说：“陵正南两峰对峙，上表双阙，曰‘朱雀门’。内列石器：首华表二，次飞龙马二，朱雀二，马十匹，仗剑者二十人。次二碑：东碑无文，间刻前人题名；西碑文曰《述圣记》，后自制也。碑制四方如局，俗曰七节碑，今仆矣。次双阙，陵之内城门也。大狮二，南向。左右列诸蕃酋长像，左之数二十有八，右之数三十，今仆竖相半；背有刻，皆剥落，不可读。论者谓太宗之葬，诸蕃酋长来助者甚众。武后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其事，刻之以夸耀后世，是也。复北行，抵后山下，并麓而西，曰‘白虎门’，北曰‘元武’，东曰‘青龙’，皆表双阙，树石器。于时复抵朱雀门，将寻临川上仙之迹而吊之，遂憩阙下，削苔读碑。喟然曰：‘……吾想武后之营斯陵也，以为不穷奢极侈，无以耀当时而夸后世，且无以尽身后之富贵。肆兹土木器物之制，皆壮丽坚固，盖欲传之百千万世而无蔽也。抑岂知今日如此哉?”显然，到明代中期，乾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石刻也多有损坏。《述圣记》已仆倒，蕃臣像仅有五十八个，也已“仆竖相半”。

世宗嘉靖年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地震。这场大地震对唐陵也有一定的破坏。到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就连明王朝列入令典，经常祭祀的昭陵也都是一片残破景象。明刘永《谒昭陵》诗云：“玉寝荒凉无识处，石文断蚀不堪收。”明赵崡《游九嵕山记》说：“既至峰下，观历朝祭碑与翁仲或侧或仆，独六马皆一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明代所修《礼泉县志》载，昭陵“有献殿，有后殿，有下宫，山巅亦有游殿，今俱废，惟陵北存石屋三间(楹)，六骏列于左右，及贞观中擒服诸蕃君长颉利等十四人像，琢石列之北司马门内。今皆不完。其周垣、重门、甬路诸故迹犹存也。陪葬凡一百七十有七。下宫在九嵕山陵之右，后毁于火，贞元十四年欲复置，山高无水泉，苦于供役，廷臣集议，移置瑶台寺侧，去陵一十八里。周一百二十里，今废。”宋代所修诸陵庙至此已毁，就连当时所立的碑铭也多被毁。《蒲城县志》载：“景陵在丰山，陵南下宫有宋重修庙记，桥陵、泰陵、光陵碑俱毁，惟景陵有录其全文者，今犹传。”

明神宗万历年间，曾出现两本记述古代陵墓的专著：一部是王在晋的《历代山陵考》，另一本是祁光宗的《关中陵墓志》。《历代山陵考》记述明代以前历代山陵，涉及范围很广。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是书仅从《一统志》抄撮而成，无所考证。况既名山陵，而赵宣子、孟尝君辈遗冢亦列其间，尤非礼也。”对关中唐陵的记载十分简略，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关中陵墓志》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余懋衡令督学祁光宗撰写的。全书一卷，又有附录一卷。“网罗旧闻，互相参考。有图有说，附录各陵墓道里远近，俱以各州县城定其相若里许，载于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乃光宗督学陕西时，于历代陵墓详加考证，各为之图而系之以说，其距诸州县城方隅道里皆备志之。亦《皇览》、《圣贤冢墓记》之流也。”事实上，此书对关中陵墓的记载也很简略，尤其是对帝王陵墓的记载，既未说明陵墓的修建情况，也未详细记载陵墓的变化。所绘诸图只是简单地标明陵墓所在的方位，并没有能够反映陵墓本身的情况。对诸陵的文字描述也较空泛，如写到乾陵时只是说：“高宗荒淫，惑于武后，致牝鸡晨鸣，几移李祚，犹与武氏合葬。乾陵在乾州北十里，古梁山之巅。按唐书，后崩，议合葬，严善思争之不能得。俗呼为武后陵。岂后盗魁柄，千载下遂无高宗乎。陵上刻诸蕃酋长，各肖其形，并刻名姓，今犹有存者。又有于阗国进无字碑。”这段话中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只有两处：一是在明代，乾陵“俗呼为武后陵”；二是诸蕃酋长像“犹有存者”。其他情况不得而知，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从这两部专书记载的情况来看，明代后期，政府似乎没有采取什么保护唐陵的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崇祯五年(1632)礼泉知县范文光曾对昭陵进行过保护。范文光在礼泉两年间，编写了《昭陵志》，修整了昭陵祭坛遗址，重建了“唐太宗祠”，并且镌刻了《唐太宗像碑》。

到了清代，情况稍微有所好转。清代前期，统治者曾多次派人至礼泉祭祀昭陵。康熙七年(1668)、二十一年(1682)、二十七年(1688)、三十五年(1696)、三十六年(1697)、四十一年(1702)、四十二年(1703)、五十二年(1713)、五十八年(1719)、雍正元年(1723)、二年(1724)，乾隆元年(1736)、二年(1737)、十四年(1749)、十七年(1752)皆有祭祀昭陵之举。当时的地方官也比较注意对唐陵的保护。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当首推陕西巡抚毕沅。

毕沅在乾隆年间出任陕西巡抚，撰写《关中胜迹图志》和《关中金石志》等书，对陕西境内的名胜古迹都划出保护范围，建立标志，并派专人进行管理，尤其注意保护关中地区的唐代帝王陵墓。文献记载，毕沅到陕后，张开东向他递交了《呈请护礼泉昭陵启》，说昭陵六骏尚在，十四国君长像仅存六枚，且“立仆不等”，陵户名存实亡，无人进行管理。毕沅接到启文后，即令礼泉县官负责，修筑昭陵围墙三十余丈，并在陵区广植松楸，进行绿化。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立了《防护昭陵碑》，要求都来保护昭陵的文物古迹。

除毕沅外，蒲城知县冯方立、泾阳知县方承保等人对唐陵的保护也有一定的成绩。清张心镜《蒲城县志》卷2《陵墓》条载：乾隆四十年(1775)知县冯方立在桥陵、泰陵、景陵、光陵各筑周围墙垣，“通长一百丈，高六尺，厚三尺，前后门二”。每陵各设守陵户十名。周斯亿《泾阳县志》卷2《陵墓》载：德宗崇陵在崇山之内，“丘垄形址莫辨。乾隆间知县唐秉刚勘报陵旁隙地一顷九十四亩七分，募陵户四户，量拨口食地八十亩，其余每亩起租三分解库，已经知县方承保复勘后建碑亭”。“贞陵在崇山之内，惟翁仲石兽东西对峙。乾隆间知县唐秉刚方承保历次奉勘墓户十名，拨外滩隙地二顷以给口食，余地四顷四十八亩，每亩起科三分解库，后建碑亭。”《乾县新志》卷9《古迹·陵墓》载：“清代祭告之陵，凡三十九处，乾陵不在其中。然向有陵租地九顷九十八亩六分，分与陵户耕种。不知何年拨二十亩为狄梁公墓地租。余地九顷七十八亩七分。陵户共二十五家，计每年征银十九两五钱七分二厘，不在正项钱粮内，另文解布政局”。由于清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官吏都对关中唐陵比较重视，因之唐陵一度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唐陵又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遭受着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当时修纂的《蒲城县志》记载：“昔唐盛时，寝园秘殿，楼阁峥嵘，今则荒原寥落，无复凤翥鸾翔之巨观，惟陇上闲云往来卷舒于复道御碑间耳。”时人吴玉在《晚过乾陵》诗中写道：“二圣长眠处，萧条余野草。万古悲荒凉，当年徒改造。”关中唐陵之衰败，于此可见一斑。至于远在河南、山东的和、温二陵，残毁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新中国成立后，人为因素是造成唐代帝陵破坏的主要原因，最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原因对帝陵地面石刻的毁坏。“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唐代十八陵几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定陵、章陵、元陵、丰陵最为严重，目前这几个陵区地面残存的石刻已是寥寥无几。“文化大革命”后，个别帝陵持续遭到破坏，例如具有“卧虎山”美称的丰陵，其半山腰就被盗墓者挖出了一个深约 20米的洞。

改革开放以来，对唐代帝陵景观造成严重破坏的莫过于帝陵及其周边地区屡禁不止的开山采石活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由于建筑市场对建筑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石料、水泥等价格不断攀升，唐陵周边市县乡村为了发展经济，凭借地理“优势”，都“因地制宜”地发展起了采石业。开采主体既有国企，也有村民个人，开采方式有机械化大规模开采、私人炸药爆破以及人力、畜力搬运等等。“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行为，对唐陵所处的石山及其周边石料进行了掠夺性开采。

2004年，陕西省有关部门对唐代十八陵周边地区进行封山禁采之后，陵区范围内的非法采石行为暂时受到了遏制。但是由于利益的诱惑，非法采石现象并没有彻底消除，一直到2011年，唐陵陵区的非法采石行为仍然屡禁不止，这给唐代帝陵带来了无法修复的破坏。除乾陵和昭陵陵山还是完整的，其他因山为陵的唐代帝王陵墓陵山主峰大多都丧失了完整性，一些陵墓从南面看似乎比较完整，但后山已经被挖空。由于十余年“掠夺性”的石料非法开采，当年无比辉煌的唐代帝陵如今剩下的匍匐于地上的石刻映照于夕阳之下。

从有关资料来看，唐陵地宫的封闭程度是很高的。但是，经过千余年的风雨沧桑，这些“宏丽不异人间”的地下宫殿还能保存完好吗？ 考古界普遍认为：唐陵地宫多次遭受过人为破坏，温陵被淹，和陵被盗，“关中十八陵”中也有17座被盗，只有乾陵幸免于难。其根据主要有三：一是唐德宗曾在一份诏书中说：“朱呲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 二是黄巢退出长安后，高骈在写给唐僖宗的奏章中，有“今则园陵开毁”之句。三是《新五代史·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 惟乾陵风雨雨不可发。”从有关资料来看，和陵、温陵的情况的确如此，但“关中十八陵”并非只有乾陵幸免于难。

诚然，唐德宗确曾说过朱泚“盗窃名器”“暴犯陵寝”的话，但这并不等于说朱泚掘开了唐陵。朱泚本为唐臣，泾原兵变，德宗出走奉天（陕西乾县）之后才自称皇帝，走上了反唐的道路。因此，假使朱呲盗掘唐陵，也只能是称帝以后的事。但从朱呲称帝以后的情况看，他不可能盗掘唐陵。首先，他没有盗掘唐陵的动机。有人建议说：“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庙不宜复存。”他的答复是：“朕尝北面事唐，岂忍为此！”其次，他没有盗掘陵墓的必要。大抵盗陵，多为财宝。朱呲既据京师，不胜其富。府库之宝，尚取之不尽，何必求之于陵墓？再者，他也没有盗掘陵墓的机会。朱呲称帝不久，即督师西进，与唐军胶着于奉天，不久兵败，逃归长安，“但为城守之计”，根本无盗掘唐陵之力。因此两《唐书》《通鉴》以及专门记录朱呲之乱的《奉天录》中，都没有朱呲盗发唐陵地宫的材料，只是说朱呲进攻奉天城时，“斫乾陵松柏，以夜继昼”，“据乾陵作乐，下瞰城中，词多侮慢”。可见，唐德宗所谓“盗窃名器”当是就朱呲据京师，自称皇帝而言的。至于“暴犯陵寝”，仅仅是指朱呲砍伐乾陵树木，移帐陵寝的不敬行为而已。高骈在给唐僖宗的奏章中确有“今则园陵开毁”之句，但种种迹象表明，黄巢亦无开毁关中唐陵之举。第一，高骈给唐僖宗的这个奏章，是他在“既失兵柄，又落利权，攘袂大诟”的情况下，令门客顾云代笔写成的。当时他们都在淮南，对关中发生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僖宗令郑畋复诏高骈，批评他“指陈过当”可见高骈所言，不大符合实际。第二，《唐书》《僖宗纪》《黄巢传》及《通鉴》中皆无黄巢盗陵之说。黄巢退出关中后，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在写给唐僖宗的告捷书中，备列黄巢“罪恶”，也没有提到盗陵之事。第三，黄巢自广明元年十二月末攻人长安到中和三年四月离开关中，与京城四面唐军的搏斗一直没有停止。当时义军所缺少的是食物，而唐陵中不会有这些东西。因此说义军盗发唐陵，似乎于理不通。第四，如果说黄巢发掘了唐帝诸陵，那么，唐僖宗在镇压了起义军之后，必然要下令修复。但事实上，僖宗只下了一道《修奉太庙制》，并没有颁发修复陵寝的诏书。因此，所谓“黄巢盗陵”也是“莫须有”的东西。

永泰公主墓发现盗洞

《新五代史·温韬传》所载温韬盗陵事，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通鉴》卷二六七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旧五代史·温韬传》亦载：“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这些记载与《新五代史·温韬传》所载基本上是相同的。此外，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重点勘察乾陵的时候未曾发现盗洞。但是，我们不能据此简单地得出17陵被盗，唯乾陵尚存的结论。因为《新唐书·温韬传》等说得清楚“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惟乾陵风雨不可发”。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温韬的辖“境”究竟有多大，“关中十八陵”是不是都在他的“境内”。史载，温韬年轻时聚众为盗，占据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乾化元年(911)，被岐王李茂贞募为“假子”，改名李彦韬，任命为义胜军节度使，统耀、鼎二州。均王贞明元年(915)，降于后梁；后梁改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义胜军为静胜军，改其名为温昭图，职任如故。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又降于后唐，后唐大臣郭崇韬说他是劫陵贼，要求庄宗将他处死。但他贿赂了刘皇后和权贵伶官，不但未被处死，反而得留旧镇。直到明宗即位之后，始被流放德州，继而赐死。从温韬的经历来看，其直辖区域终没有超出义胜军的范围，而义胜军只辖耀、鼎二州。据两《唐书·地理志》《元丰九域志》《耀州志》《富平县志》及《三原县新志》等记载，耀州治华原。鼎州治美原，涉及三原、泾阳北部及富平西北。此外，乾州之礼泉、奉天是李茂贞的地盘，因温韬是李之假子，故亦可算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唐陵之在富平者有五：定陵、元陵、丰陵、章陵、简陵；在泾阳者二：崇陵、贞陵;在三原者三：献陵、庄陵、端陵；在礼泉者二：昭陵、建陵；在奉天者二:乾陵和靖陵。假定这些陵墓都在温韬的管辖区之内，假定这些陵墓全部被盗，也只有14座。何况有的不在其管辖之内，何况温韬只是“发之殆遍”，并没有发完！“关中十八陵”中17陵蒙难，唯乾陵幸免的说法难以成立。

唐陵被盗痕迹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建立伊始，太祖赵匡胤就决定修复前代帝王陵寝。为此，诏令州县检查历代帝王陵寝的存废情况，结果得知有28座帝王陵墓在动乱中被盗，其中“关中十八陵”中的12座被盗掘，即献陵、端陵、昭陵、定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章陵、贞陵、简陵、靖陵。宋太祖下诏修复历代诸帝陵寝后，修复、保护帝王陵墓的诏书屡著于令典，但是盗掘唐代帝陵的文字却不见于史书记载。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关中十八陵”中的献、端、昭、定、建、元、崇、丰、章、贞、简、靖12座皇陵已被盗，而乾、庄、桥、泰、景、光6座唐陵未曾被盗。虽然宋代、明代等统治者，特别是开国者比较关注唐代帝陵的保护和修复，但由于唐代帝陵破坏严重或其修复更注重“宣传”效应，实施程度有限，因而无法从根本上保护唐陵。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二十余公里的九峻山。唐太宗贞观十年(636)葬文德皇后于昭陵之后，便命令雕刻其开国征战时骑过的六匹骏马，立于陵园内，马像蓝本由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每匹骏马浮雕都是由整块巨石雕琢而，宽约2.05米，高约1.7米，厚约0.3米，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后世称为“昭陵六骏”。“昭陵六骏”原立于九峻山北坡昭陵玄武门内，东西各二匹，夹道而立，马头朝南对着主陵方向。

1914年,文物商人与军阀勾结,盗走飒露紫和拳毛騧，随后，飘洋过海，运至美国，现存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18年,另外四骏也遭盗窃。幸运的是，石雕运至西安北郊草滩时，被爱国人士截获，置于当时的陕西省图书馆，1950年移交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前身)，辟专室保存，1963年陈列于该馆“石刻艺术陈列室”，与飒露紫和拳毛锅的复制品一同展出。在“石刻艺术陈列室”内，六骏(包括两件复制品)南北向一字排开，正面向东，南边三骏为昭陵原址东排三骏，马头朝北，北边三骏为原址西排三骏，由南至北依次标为：什伐赤、青骓、特勤骠、飒露紫、拳毛锅、白蹄乌，六骏的排列顺序和名与下文即将谈到的《长安史迹考》完全一致。在1996年的文物等级评定中，什伐赤、青骓、特勤骠和白蹄乌同时被评为国宝级文物。1999年“石刻艺术陈列室”改造后重新放，六骏陈列位置稍有调整，而相互间次序未作改动。

2006年8月6日，蒲城县坡头乡梁家巷村一农民发现自己家地里的玉米被装载机履带压倒一片，他沿着车辙找肇事者赔偿时，找到桥陵一太子陪葬墓前，结果发现两尊石羊被偷走了。当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警力侦查并向上级汇报。省公安厅随即成立专案组，进驻蒲城协助当地破案。

据有关人士初步分析，两尊石羊被盗的时间大约在7月30日前后。桥陵文物保护区远离村镇，盗贼团伙利用夜间田野文物无人看管的机会，开着装载机和卡车等工具盗走了文物。

桥陵是唐玄宗李隆基为其父唐睿宗李旦修建的陵园，位于蒲城县西北15公里的桥山。桥陵被史学界称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鼎盛时期——“开元盛世”遗存代表，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家认为，桥陵石雕写实技法突出，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素有“桥陵雕刻甲天下”之美誉。此次被盗的两尊石羊位于桥陵文物保护区内一个太子墓（属桥陵陪葬墓）前。

礼泉县有关部分鉴于建陵石刻艺术价值颇高，因“久已剥蚀，倾塌殆尽”的情况，曾向中央文管会报请修葺。修葺工作于1957年12月完成，对建陵的保护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2010年4月3日的凌晨，陕西省礼泉县昭陵乡发生了一起特大文物被盗案。系唐肃宗建陵东门遗址的一对石狮被盗，据当时公安机关调查，案犯为团伙作案，当年4月份被盗的石狮是陵寝内城东门青龙门遗址前两尊石刻蹲狮，如今只留下两个底座，旁边还有农用三轮车驶过的痕迹。

这对石狮被盗地点位于陕西省礼泉县昭陵乡崇山村北的“武将山”上，当地人称“狮子凹”。这两尊被盗石狮系唐肃宗陵墓园门狮，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两尊石狮均为石灰岩质，圆雕，蹲踞状，四足与底座连为一体，高约1.5米，长约1.3米，每尊重达约2吨。

南石蹲狮特征：张口吐舌，舌与上腭连为一体，作低吼状，圆目怒睁，鬣毛稀疏，稍弯曲后自然披脑后。狮高1.56m、长1.24m、胸宽0.87m。胸部有一条横纹。北石蹲狮特征：嗔目前视，做闭口牙齿外露状，鬣毛下垂，毛端环卷。狮高1.5m、长1.3m、胸宽0.74m。胸前刻有“民此远备”，右腿刻有“七月十一起”字样。字迹模糊，左腿有一横纹。

2011年10月16日6时50分，崇陵的守护者报了案。接到举报后，咸阳市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稽查队员立即赶赴现场，联合辖区派出所将盗墓贼一举抓获。事后，经咸阳市司法文物鉴定组鉴定，被盗掘的地点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唐崇陵陵园保护范围内，为地宫入口处，其不仅破坏了唐崇陵主体地貌，更对文物的本体(地宫入口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1996年5月3日夜，庄陵神道两侧仅存的5尊翁仲的头部被盗割,其中包括东侧文官头像3个,西侧武官头像2个,后经多方努力,仅追回文官头像1件，其余4件没有下落。在陵南、东南和神道石刻北，还发现小石人8个，大部分残损。目前仅存的石文官头像被三原城隍庙收藏。现如今，庄陵无头翁仲仅能看到其“周身衣纹流利自然”，而“人物整体的轮廓比例适度”已无从看起，距离王子云先生考察仅仅十余年，未想石像竟是身首异处，煞是困顿。

1996年2月23日夜晚，石人的高度将近三米，原本一共有三对六尊，现在仅存四尊。东列现有三件石人，为持笏板的文官；西列只有一件石人，为手握剑的武官。1996年2月23日夜晚，这些石人的头部被盗，至今下落不明。

2013年2月9日的除夕之夜，位于富平县庄里镇山西村一组的唐懿宗李漼简陵一尊南门石狮被盗。2月10日，业余文保员张晓明、邵文华在例行巡查时发现这一情况，及时报告了富平县文物旅游局。随后，该县由公安、文物、外宣等部门组成的“2.10案件”侦破领导小组，负责对这一富平最大的文物盗窃案进行侦破。通过查痕迹、调监控等手段，于2月21日在河北某地抓获嫌犯8名，同时将这一镇守唐陵千余年的石狮运回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