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西安，唐代时称为“长安”，是当时世界东方大帝国的首都。长安南有秦岭屏障，北踞北山耸峙，渭河贯流其间，留下沃野“渭河谷地或称为“渭河平原”，号为“八百里秦川”，自古被视作“陆海”，气候佳尚，物产丰饶，诚中华文明之源渊，民族文化之奥区，西周以降更是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所在，在李唐之际又一次达到了辉煌的高峰。在渭河以北，北山以南，背山面水，西自乾县，跨礼泉、咸阳、泾阳、三原、富平，东达蒲城，在长逾150公里的范围之内建筑了十八座帝陵，埋葬了唐代的十九位皇帝，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王陵区。

十八座唐代帝陵中，有四座以覆土立家形式矗立于渭北台塬，其他十四座皆因山为陵。它们面向都城长安，子午辐辏，以黄土高原的南唇一一北山（包括梁山、仲山、丰山、檀山、桥山、尧山、石马岭、九峻山、武将山、金瓮山、嵯峨山、紫金山、天乳山、凤凰山、虎头山、金炽山、金粟山等等)作雄伟援靠，以泾河、渭河为东西舒缓引带，组成为一个磅礴无比的历史地理扇面。

这批帝陵依托北山，俯瞰泾渭，放眼长安，极目终南；每座帝陵宫墙环卫、殿阙俨然，司马道如箭，隧道玄宫通幽，仿佛地上都城重现；多座唐陵，有文武重臣、嫔妃仕宦陪葬拱卫，生死君臣同在；大部分唐陵四门处有成对石虎、石狮，司马道两侧、陵前都有礼制性、纪念性的石刻：华表、瑞兽（天禄、翼马、獬豸、犀牛、羊）、鸵鸟、鞍马、马夫、虎、狮、文臣武将，碑碣矗立，雄峙至今；在多座唐陵发现有番曹群像，昭陵还有昭陵六骏浮雕，还曾经设有功臣雕像，造成万邦朝会之盛景。

据记载，这些在唐代长时期地动用了巨大国力的营造，直可以看做是当时的一个巨大的集体“行为艺术”；同时，它与周围的山川景观象很好配合，又组成无与伦比的“景观艺术”；更进一步可以看到，这个陵区反映了唐代的从兴盛到哀弱，是一部鲜活的雄伟的“历史场景”。诚如考古学家周俊玲教授曾经指出，这些帝王陵寝，为一个时代社会生产力之集中积淀，是当时物质文化的浓缩美化，实际上超过了散见于当时生活场景、现在一般遗址的常见存在（见《建筑明器美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因此，“唐十八陵区”为后来的世界留下了一个非常壮丽的唐代的文化遗产。

人们在面对这一大片皇帝陵区的时候，心情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古代帝王们动用了巨大的国力，来完成这样一个极为壮观的陵墓寿域，国家财力、民脂民膏，都抛送在山川大地之间，于国计民生何利？！可以说是为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使一个伟大的王朝所能达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辉煌的极致，以帝陵为代表、为托付，完成了固化、遗产化，使子孙后代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得到，并且有可能激励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自从唐代开始，对这些伟大陵墓的记载就史不绝书，有的是以正史的形式，有的是以地方志的形式，有的是以游记的形式，有的是以诗词的形式，更有的是以文物考察、考古报告的形式，记载了这些陵墓。

古代的陵墓再宏伟，古代的石刻再整端，它们总会有消亡的一天。除了社会的人为的原因之外，同时，风化石、浪淘沙，大自然也是无情的，于是就有一个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现代人们如何保护、记录这一笔伟大的文化遗产。

遍揽的想法是正常的，饱尝的欲望源自普通的人，但是因为受到人的个体的局限的制约，个人视力的局限，人们想要看完大地上的唐十八陵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劳动，更不要说进一步的认识与保护了。现在怎么能够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很好很全面的、多角度地看遍、看透，这也是一个问题。

记录也好，饱览也好，根本的问题还是回桓在人们的心中，即这批人类文化遗产的根本价值在于何处，人们今天为什么还需要它们，还想看它们，还要保护它们，还由衷地赞美它们。

上述这三个问题，恐怕永远不会有“终结答案”，可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答。我很高兴地看到张辉教授及其团队，初步完成了国家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陕西唐十八陵数字化保护研究》以及陕西省社科艺术学优秀项目《多维度影像及新媒体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一一以唐十八陵雕塑为例》，在中国国家社科后期资助的及时支持之下，即将奉献出版《唐帝陵石像生艺术研究》这本大著，尽他们之力，做出了卓越的回答。

用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这正是“穿新鞋、走老路”。所谓“走老路”就是不断地拓展，在新的时代完成新的认识唐陵的这个就已存在的历史老任务；所谓“穿新鞋”就是在现代用了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来试图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这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体现了这种认识行为和技术考量的一次又一次“空前”性。这样，张辉教授及其团队就从一个角度做出了一些尝试，并且交出了一份令人基本满意的答卷。

这本书从影像学的角度，对“唐十八陵”做出了鸟瞰式的研究，用大数据的形式做了全新的记录。这样，使人们有如锐利的鹰眼从高空俯瞰唐代的陵慕，俯瞰它浩浩然的格局，俯敢它的城垣、阙台、司马道、享堂、玄宫，俯瞰它严整的神兽、翁仲神道。同时，又使人们像勤勉的蜜蜂一样，能够附着在一座座建筑、石刻身上，贴近表面看它们的精工细作，看它们的风化侵蚀程度，思量它们昔日的威仪华丽和干年之后现状之间的差异。这种研究使得今人获得了唐代镌刻工匠、唐代现场臣民的、带温度的感受。应当说他们做了有益的尝试，并且为将来更深入地认识研究唐陵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新的基础。

从技术和艺术的全面考量来看，魏晋南北朝大动乱之后，唐代陵墓是融汇中西的土石方技术、建筑技术的当时的最高代表，也是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壁画、石刻等等）的当时的最高代表。张辉教授的团队用了超大视角，全面扫视了唐陵这批建筑遗产，又以常人难以达到的角度在空中俯瞰这片建筑。

他们注意到了光线在各个时段，白昼夜间，晴空阴天，雨前雪后，等等不同角度给予石刻的光影关照；他们由机位的拉近、推远、侧观、背视，让人们在瞬间获得从未有过的视觉体验，进而感叹艺术、震撼心灵。我由此想到，对于古代艺术品，尤其是体量较大的艺术品、艺术群体，不应当拘泥于认同于帝王、工匠当时的、定规的创意和感受，应当给予它们以再创意、再塑造。

山水还是那个山水，唐陵还是那个唐陵，像大唐王朝这样的伟大艺术遗产，其艺术的魅力、艺术的渊薮、艺术的启迪，在未来的时代，会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会再度、数度的爆发，甚至形成原子裂变这样的效果，恐怕这是当时的皇帝与工匠们未曾能够预料到的，这正是古代传统艺术的魅力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优秀的传统艺术达到了不朽。因此，张辉先生及其团队基于先进的认识，做了功德无量的工作。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一千多年以前，这里只是关中大地的一部分，河山依然。由于政治的力量，由于老百姓的辛劳和努力，一座座陵墓次第的拔地而起，组成了这样一个壮阔的自然与人文结合的景观。但是多少、多少干年以后呢，由于风雨化蚀、社会性破坏，这一景观又将一点点被湮没，一座座陵墓在此重新沧为沙土。那么，当今人们的认识、研究、保护乃至抢救都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在文物古迹的修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即所谓的“修旧如新”还是“修旧如旧”。这两个观点的争论的关键，实际上就在都没有抓住必须的节点”。如果说是要恢复到刚刚建设的那些陵墓、寺庙、宝塔的样式状态，那就叫必须“修旧如新”。如果说关心的是它被人们重视、收藏保护的某个后来的时间节点，那就叫应当“修旧如旧”。在这里，序文之中不展开对这俩观点的讨论。问题在于再过若干年之后，这些唐陵的大面积景观、直到具体的建筑、石刻等等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那个时候人们再谈所谓“修旧如旧”的时候，该就是轮到现下的“时间”节点了。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对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批建筑的现状做了一个很好的记录表达，使将来人们不仅能认识它、欣赏它，而且甚至可能保护它、修复它都有了一定的时代“节点”的依据。

张辉先生是西安理工大学的教授，他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科技手段和人文态度的一次充分的结合，这使人们看到了历史文化艺术研究的一个方向，在这点上，太应当值得赞许。对于人文科学研究它无论研究的怎么深透，它的功能、范围总是有限的；同样的，理工科研究也有它特定的范围和维度。考古学不是全能的，艺术学不是全能的，工程技术科学也不是全能的，如果能够打破各个学科的这些范围和维度，能够把它们很好地融会在一起，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成果，就会使人们的眼界大开，进而促使人们“脑洞”大开。

二十世纪60-90年代是一个技术长足发展的时期，置身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恩惠，使人们能够由表及里的更加深刻的了解古代的遗产以及他们的物质材料和技术工程方面的信息。对于这些信息，如果人们只停留在文物保护和文物欣赏旅游的范围，那可能是目光短浅的。通过这样的研究，人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存在，将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和阶梯，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这部大著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唐陵“石像生”，这些威严、壮美的人造物群体，沿着人类历史文化大道，一路由古代埃及、古代两河、古代波斯的陵寝、宫庙出发，向着东方蹒跚走来。在泰汉时期到达中土，东汉时期在陵墓前排开，经历魏晋南北朝，入唐而成为中国式的重要“定制”。因此，这部大作就有了“国际意义”，我不认可“唯我独尊、自我孤立”，我乐观并且享受着人类文化艺术东去西来的频繁交流。张辉教授以艺术和技术结合的眼光，向人们展示了即便如盛唐之时，中国也要虚心学习、融入世界的气概。这符合现下所侣导的艺术考古学的学风理念。

说到“艺术考古学”，我定义为“服务于艺术史重建的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张辉先生的工作也可以归诸于“艺术考古学或者“艺术史学”范畴。涉及到“艺术史学”，针对历史艺术遗产，目前大致有两个学派一一“风格学”和“图像志”研究，海外泊来，鸣金擂鼓，剑挥载舞，有时几近势不两立。无论自觉或者不自觉，张辉先生在研究中很好地进行了科学的通融。

所谓的“风格学”研究，考古人可以理解为对于由田野“地层学”收获提供的资料（包括艺术史料），进行考古学的“器物形态学”具体分析：入材料、入技法、入骨，出时代、见方法、见细节、确立“型、式”。张辉教授的团队虽然不及全面，但已经做的很好：那么多表格、局部，进行时空及本体意义上的详尽对比；座座“石像生”本体呼之欲出，打造装饰它们的技术和艺术呼之欲出，唐代的设计者和工匠呼之欲出，此著让“风格毕现”，使人看了大呼过瘾。

所谓的“图像志”的研究，考古人可以理解为考古学在物质遗存群体升华为“社会文化”的探索，“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透物见时代”。张辉教授的团队虽然不及深入，但已经做的不错：他们遥追周秦汉传统，不遗余力地张扬大唐风习，唯活唯志。除了大量文献的再诠释，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此著还以图像为现代“守陵人”几左近的最下层人们代言，表达了一种唐“石像生”艺术的深远的社会性辐射。

张辉先生在他的工作当中注重团队精神，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和教育，这是尤为宝贵的。一个人做不完许多的事情，但是通过团队就实际上是个人力量积极的平面延长，这种延长会传至后人成为一种新的纵向传统。

这种形成中的、立体的传统我想就是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新型有机结合吧。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爱以及把这种关爱通过艺术表达，再通过工程技术的方法以更大的、更普遍的延及到悠远的历史传统上，延及到的历史文化遗产上。这样做无疑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同时时代逼着人们实践着、试图完成、回答这样的课题。所以看他的著作，看到由历史的存在而形成为全息影像，看到由丰富多样的遗产而转换为大数据，看到了由精致洞察而达到了真正艺术与文化上的“穿越”……应当说不由地令人感到兴奋。通过张辉的图书，大家可能能看得更加深远一些，使得唐陵所包含的当时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艺术信息以及所能提供给未来发展的各种参考资讯都能够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陕西省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历史文物古迹蕴含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张辉教授以及他的团队所做的工作，面对大唐这组最好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文化遗产很好的实践范例。他们工作当中的全部理念以及全部技术手段几乎都可以用到其他文物古迹上去，不论周秦汉唐，不论是地上地下，也不论是石刻还是其他建筑。

张辉和同仁们开创性地搞了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研究事业。我希望张辉教授看到大家的好评（包括这篇序言的赞美)，会感到“脸红心跳”，因为在历史面前，在未来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孩子、小学生，你们已经走过了让人们兴奋、羡慕的一段，但是前面要准备填补更深的不足，面对更多的艰苦，迎接更大的辉煌。这是你们的系统的研究的第一本报告，希望再次第而来的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越来越精彩，提供越来越多的画面，提供越来越深刻的体验、文字和思考，提供越来越充分的实践的经验，以向整个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献上学术的、技术的和艺术的、艺术考古学的厚礼！

在2017年作序时，为表达读后的兴奋，题《浪淘沙》一曲为志：

渭北座如屏。

“吞吐群星，宫垣碣阙再神京。

狮马俨俨驼鸟静，华表丹青。

旧影敢图新。

数据桁楹，精微广大善敷陈。

传统而今同谱唱，再造唐陵！

2017年冬至夜于大雁塔西。”

今天再次看到张辉教授论著叠经修改，更放异彩，又得到国家社科后期资助方面的及时支持，真值得再赋《浪淘沙》为志：

“孔雀展新屏。

挥洒成星，恢弘壮大又西京。埃及波斯已寂静，中夏留青。

汤铸鼎盘新。

图像充楹，旧情新法赞纷陈。大地待君千百唱，何止唐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