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母亲为太穆皇后窦氏,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之别馆。李世民出生之时,正是隋王朝由盛转衰之际,隋炀帝大修离宫、游幸江都、三侵高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大业七年(611),知世郎王薄登高一呼,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在农民战争如火如荼的年月,李渊被隋炀帝提升为太原留守。李世民看到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即积极协助李渊起兵李世民部反隋。大业十三年(617)从晋阳(即今山西太原)出发,克霍邑,过黄河,直扑关中,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克隋都大兴。次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杀之后,李渊建立唐朝,李世民被李渊晋封为秦王。唐朝建立之初,辖区仅仅局限于关中地区。刘武周据有山西马邑,梁师都盘踞陕北,薛举父子称霸金城,萧铣割据长江上游,辅公拓在长江下游活动,中原有王世充建立的“郑”,河北则有窦建德建立的“夏”。如何结束分崩离析的状态,实现天下的统一,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武德元年(618)秋,李世民率领唐军西进,以逸待劳,一举击败西秦霸王薛仁杲,平定陇西。翌年,向刘武周及其同党宋金刚发起强大的攻势,次年四月大获全胜,平定河东。接着挥师南下,矛头直指王世充所建立的“郑”,围洛打援,击败窦建德的10 万军队,迫使王世充投降,取得了异常辉煌的战绩。至此,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基本上纳人唐王朝的版图。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李世民出生人死,指挥若定,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皇位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宫门喋血,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玄武门之变”。八月,李渊让位于李世民。于是,李世民成为唐朝历史上的第二代皇帝。由于他后来的庙号是太宗,所以人们习惯上把他叫作“唐太宗”。唐太宗即位时,唐王朝刚刚确立。由于长期的战乱,到处是一片残破景象:人烟稀疏、土地荒芜、百废待兴、满目疮痍。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励精图治,以超人的意志和非凡的才能,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大刀阔斧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政治上,唐太宗非常注意对官吏的选拔和考核。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君子则国治,用小人则国乱。所以把用人问题作为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看待,经常按照“舍其所短,取其所长”的原则,努力发现人才。选择有德有才的人出来做官。史载马周本是山东农民,靠别人的资助来到京师。唐太宗在阅读常何的奏折时发现了他,经考察发现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后来一直提拔到宰相。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因此,在他身边的谋臣猛将,大都能够各显神通,发挥作用。
针对隋炀帝拒谏饰非,独断专行所造成的恶果,唐太宗接受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内部提倡“民主”,积极引导群臣进谏,尽量集中统治阶级的集体智慧,力图使自己的决策正确一些,使自己不犯或少犯错误。由于他善于纳谏,比较开明,大臣们都敢在他面前讲真话,发表自己的见解。据说,魏徵一个人就向他进谏200多次,他常常把魏徵当作一面镜子。
在以人为镜方面,唐太宗经常向群臣征求意见,并虚心接受臣下对他的指责和批评。魏徵经常不客气地当面指责他的错误,有时弄得他很难堪。有一次退朝后他怒气冲冲地说:我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皇后问他这个乡巴佬是谁,他回答说:魏微常常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听后就告退了,然后穿上朝服站立在庭中。唐太宗看到后,不禁吃惊地问她,为什么要这身穿戴,皇后回答说:我听说君主贤明,臣下才会直言不讳,现在,魏徵直言不讳,正说明您是贤明的君主。我怎么能不向您表示祝贺呢?唐太宗听后不由得转怒为喜。魏徵去世后,唐太宗十分痛惜失去一面能使他知道过失的镜子。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为了达到“安人宁国”的目的,唐太宗还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常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因此,他提倡节俭,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尽量不去剥夺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缓和了阶级矛盾。
唐太宗得到一只名贵的鹞,爱不释手,成天让鹞落在自己的胳膊上玩。连朝政也懒得过问。魏徵得知后,决定向太宗进谏。太宗见魏徵来了,怕他谏阻玩鹞的事,赶紧抓鹞从臂上取下,放入怀中,装作没事的样子。魏徵看清了唐太宗的一举一动,知道他的心思,便不谈有关鹞的问题,好像他根本不清楚这回事,而把话题一转,和太宗谈起了治国方略和行政得失,故意越说越远。太宗不时地用手摸摸胸部,既不便打断话题,也不能将鹞取出,心里十分着急。等魏徵走后,太宗从怀中取出那鹞一看,早已经死了。这时,唐太宗才明白了魏徵的真实意图。
在经济上,唐太宗采取多种办法,努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在他看来,农业是经济之本。他不止一次地告诫臣下: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为了发展农业,唐太宗努力改革,如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一方面尽量使农民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另一方面尽量减轻剥削,遇到自然灾害时,常用减免赋役和赈济的办法帮助百姓,使他们渡过难关,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商业是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也知道商业的重要性。所以下诏开放关禁,修葺道路,鼓励贸易。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当时首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广州、扬州、成都等地的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尤其是首都长安,东西两市异常繁华,更唐太宗《帝范》序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贞观初年残破的景象消失了,社会经济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在军事方面,唐太宗进一步完善府兵制,特别重视边疆地区的巩固和开发。为了维护祖国辽阔的疆域,他抛弃了以往帝王所持的民族偏见,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他曾说:“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平等看待各民族,怀柔少数民族外,还经常提拔少数民族成员做官,参与国家政治。但是,当少数民族贵族背叛朝廷,搞分裂活动时,他也毫不迟疑地予以打击。贞观四年(630),他派李靖、李颜抗击东突厥的侵扰,加强了唐王朝对北方大漠地区的统治。贞观八年(634)派李靖打击在青海叛乱的吐谷浑,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贞观十四年(640),又派侯君集灭掉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至于贞观十五年派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成婚的事,早已被传为历史的佳话。
唐太宗一共当了23年的皇帝,由于他锐意维新,励精图治,终于促成了著名的“贞观之治”,给盛唐的出现奠定生了基础,因而千百年来一直得到人们的高度称赞。作为“贞观之治”的促成者, 唐太宗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